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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

岭南地域花鸟画写生

岭南画家多注重写生，不少花鸟画名家直至状态十分成熟时仍持续地从对自然景物的写生中汲取着最主要的创作养分。而广东得天独厚的热带、亚热带自然环境亦为花鸟画写生创作提供了极良好的基础条件：濒临南海，阳光充足，雨量丰沛，植被葱茏，广东地域一年四季均有“生”可写。

同时，与作为政治中枢的中原地域多概述意味的写“实”不同，与作为文化重镇的江南地域多文人意绪的写“意”亦不同，无论从创作意识还是画面样式来说，岭南画家的写“生”，重点在写生活之“生”，写的是可眼见、可直观的真正活生生的“生”，究其原因，似乎应源自以海洋经济为主体的岭南地域特有的务实平民意识，这务求真实的态度，即平民视角。

正是由于面对自然、面对生活的这种“求真”“求实”的态度，使得画家们从自身写生实践里发现、发掘、归纳、总结出大量岭南地域特有的花鸟新题材及与之对应的新表现手法。而这些均无古人样式可借鉴，必须步步依从自己真实观感，必须笔笔从自然、生活中来。

回望前人，这透着岭南气息的真实生猛之感，我们甚至能从明代岭南画家林良的作品中已然感受，他虽在朝，却不囿于宫苑珍禽奇石，而是放怀荒滩田野，取材各类鹰、雁等野禽及汀花、水草等野生植物等，并着意描绘水陆禽鸟飞腾、嬉戏、饮啄、歇止等不同动姿，天趣盎然。

百年前，居巢、居廉尤重写生：“常于豆棚瓜架、花间草丛进行观察，夜间甚至打着灯笼到庭园中去，诱来飞蛾虫子暗记默识，或者用玻璃箱蓄养昆虫，以便仔细端详，有时又用针把昆虫钉在墙上写生。”“二居”画中的花石园景、小果小虫，四时的不同特征，晨昼的不同光影，勾勒精准，描绘生动，画面每个局部都在细述着直接对物写生才能产生栩栩如生的逼真观感。

国民革命及抗战时期，高剑父所作的《东战场的烈焰》，将亲眼所见的被日军轰炸后的战场废墟等写生入画；而篇幅不大的《南瓜》，则经多次写生、绘制草稿后才创作而成，均有着与前不同的崭新的视觉冲击力。还有陈树人画中清新畅达的红棉、芭蕉为岭南特有题材，高奇峰画中雄美淋漓的苍鹰、雄狮、猛虎，体态逼真、生气勃勃，多经多番写生而得。

新中国时期，以关山月的《绿色长城》、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为代表，开拓了岭南中国画对重大社会现实题材的有力反映。关老1973年创作的《俏不争春》是其花鸟画代表作之一，作品主题取自“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毛泽东《卜算子·咏梅》），一反古人画梅冰清孤洁之习，继承和发展了高师的写生传统，画面丰满霸悍，黑干老辣，繁花艳红，层层叠叠的梅枝梅花有着强烈的实境感，以浓墨重彩，以鸿篇巨制，表现了挺拔向上的革命英雄主义品格，传达了热情昂扬的时代精神。2012年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百年雄才”黎雄才作品回顾展，令大多数专业观者惊叹的，不仅是黎老的山水与人物，更是第一次与世人见面的花鸟草虫工笔小品，大多为与实物等大的写生日课，却精谨不苟、工致入微，又带着些许灵动的岭南气息，而这种特质又一以贯之于他的山水人物间，隐蕴着居师、高师精神承续，即重视写生，以宋元之法绘出新貌，所谓“巨匠雕虫”。

与关、黎二老同时代的赵少昂与杨善深，皆擅花鸟。赵老对自然观察的角度与众不同，他的写生是有主次与取舍的，如保持鸟、蛙、蝉等动物的外部整体轮廓的逼真，内部局部细节则相对写意，只将最精到的笔触放在头部、眼睛的描绘上，将其瞬间的动态予以主观强化或放大。杨老画过的动物题材则极广泛，大至翎毛走兽，小至游鱼草虫，一如他在日本京都动物园的写生作品《长尾雉鸡》《白雉鸡》，其中包含不少前人不曾入画的动物品类，以对物写生突破了中国传统花鸟画选材的局限。

百年间的岭南中国画，从上述“二居”至“二高一陈”，再至“岭南四老”等，均存在师承关系，写生是解读其传承特质的主线：由之铸就的敏锐观察、精准造型能力以及新颖取材范围，在百年后的当代岭南画坛，依然可见于陈永锵对木棉、锦鲤、紫荆等广东风物的描绘，以及方楚雄对热带、亚热带特有的藤生植物、寄生植物等新题材的发掘中，正是这代代不断地“求真”“求实”，造就了岭南花鸟画内在一致、生气勃勃的独特气息。

（文/林蓝）

林蓝作品欣赏

《钟爱》50cmx100cm 纸本设色 2003年.jpg